■ 董昀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
■ 汪勇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本文长度5641字，建议阅读时间30分钟
摘要：在数据要素规模扩张、数字技术加速演进和金融体系深度转型的背景下，中国数字金融呈现跨越式增长态势，但其内在动力机制仍有待系统梳理。本文立足中国实际，借鉴前沿文献，旨在揭示中国数字金融高速发展的根本动因，为理解其演进逻辑提供理论依据。以“金融科技树”为分析框架，运用文献梳理与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市场环境、技术条件与制度安排三个维度，对推动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的关键因素进行系统分析。研究表明，超大规模市场与传统金融体系约束共同催生了庞大的金融服务需求；新一代数字技术通过重塑信息处理方式与资源配置逻辑，推动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并提升金融服务可得性；同时，政府政策在促进创新与防范风险之间实现了动态平衡，是数字金融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保障。展望“十五五”时期，中国数字金融将迈向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阶段。
关键词：数字金融数字技术超大规模市场金融数字化转型金融监管
本文刊发于《文献与数据学报》2026年第1期，为方便阅读，此版本省略了脚注与参考文献，全文请参见中国知网。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的逻辑与前景
01
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把握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的大逻辑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各方面作出一系列战略部署，我们必须以全局视野领会全会精神，将其各项部署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其中，发展数字金融既是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重要任务，也是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全面把握全会关于数字金融的战略部署。
从金融视角看，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作为“十五五”时期金融工作的战略目标，并且在金融强国总体战略中特别强调要“大力发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在这“五篇大文章”当中，数字金融是以数据要素为基础、以数字技术为支撑推动金融变革的必由之路，也是“五篇大文章”的压舱石。通过推动金融业数字化转型，数字金融成为驱动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提质增效的核心引擎，助力“五篇大文章”协同联动。
从数字角度看，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作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全会在部署健全数据要素基础制度、加快人工智能等数智技术创新等重要任务的基础上，还提出要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抢占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制高点，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用数智技术赋能金融业，以数据要素激发金融发展活力，显然是“人工智能+”行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从全会的上述部署中可以看出，数字金融处于金融强国建设和数字中国建设两大国家战略的交汇点上，具有重要战略价值。回首过往，现代金融发展离不开新技术的有力支撑。在历次工业革命中，金融业都是新技术的重要应用领域，一部金融发展史就是一部新技术不断改造金融业的历史。立足当下，展望未来，数据要素日益成为核心关键生产要素。作为一种通用目的技术，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在推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也必将牵引数据要素全面渗入金融发展的各个环节。通过充分挖掘数据要素蕴含的丰富信息，数字技术有望产生降低成本、提升效率、打破信息不对称、分散风险等多重效应，从而重塑金融业的发展模式，提高我国金融业整体竞争力，同时也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更加丰富多元的场景。因此，推动“十五五”时期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从实践角度看，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金融与数据要素、数字技术的融合发展进程明显加快。经过十余年的快速发展，中国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已跻身世界第一方阵，在移动支付、数字信贷等领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围绕中国数字金融快速发展这一重要现象，国内外学术界进行了大量研究。但现有文献大多是选取一个小切口开展数理模型分析或计量分析，论及中国数字金融发展动力机制的某一方面，如市场规模、数字技术、场景创新、监管制度，等等。
为了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在“十五五”时期大力发展数字金融，本文在综合现有研究成果的思路、方法与观点基础上，立足当代中国具体实际，以金融学科与数据学科交叉融合为鲜明特色开展研究。具体而言，就是以数据资源为基础要素、以数字技术为关键支撑，以金融发展为具体场景，系统把握新时代中国数字金融高速发展的大逻辑，展望未来五年数字金融发展的前景。进一步看，本文力图搞清楚的两个问题是：其一，回望来路，新时代的中国数字金融为什么能够实现弯道超车，占据世界领先地位？其二，面向未来，中国的数字金融发展将展现出什么样的新图景？
国际清算银行(BIS)学者通过比较31个国家和地区的金融科技政策，提出了“金融科技树”概念框架，为研究中国数字金融的高速发展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分析工具。本文借鉴“金融科技树”框架对文献进行梳理归类。根据这一框架，金融科技(也就是数字金融)的发展状况取决于三类因素：其一是作为“树梢”的市场交易及其背后的需求与供给，规模庞大的交易规模代表着繁茂的枝叶，是数字金融兴盛的鲜明标识；其二是作为“树干”的关键核心数字技术，数字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决定性突破可为数字金融的壮大提供连绵不绝的动能；其三是作为“树根”的政府政策和监管制度，具有高度适应性、前瞻性和强大执行力的制度和政策，可以为数字金融发展提供权责一致、激励约束相容的行为框架，以“根深”促“叶茂”。三者环环相扣，构成一个系统的整体。
本文借鉴“金融科技树”的框架思路，拟从市场规模、技术变革和政府政策三个层面入手，以中国数字金融实践探索中的重要现象为研究对象，以中国数字金融领域的国内外前沿文献为理论镜鉴，将文献评述与中国现实观察结合起来，探索中国数字金融高速成长的理论逻辑。在此基础上，本文还将结合现实情况的新变化对“十五五”时期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的前景进行初步展望。
本文的参考文献主要是国内外权威学术期刊与重要国际机构报告，具体包括《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中国工业经济》《经济学(季刊)》和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等重要期刊的文献，以及国际清算银行(BIS)、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等机构的研究报告。笔者系统检索了上述来源中标题或关键词包含“金融科技”“数字金融”“数字普惠金融”“数据”“数字”的文献，并依据引用频次、下载量及学术影响力等，从中遴选出40篇核心文献作为主要参考文献，以确保本文的文献依据扎实可靠。
02
市场规模与需求拉动型数字金融发展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致力于破解金融资源配置与实体经济需求之间的不匹配问题。这一问题的主要表现是，传统金融体系在风险偏好、监管约束和成本结构等因素作用下，更倾向于服务规模较大、信息透明度较高的企业部门和高收入群体；而占据经济主体数量绝对优势的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村居民以及新兴产业主体，却普遍受制于融资渠道受限、金融服务可得性不足。这表明大量真实金融需求长期处于“被抑制”状态，未能通过正规金融体系得到满足。在这一背景下，数字金融的发展使原本因规模过小、信息不充分或缺乏抵押担保而被排除在外的需求得以被识别、评估和定价，庞大的需求为中国数字金融的发展提供了强劲动能。从移动支付发端，中国数字金融逐步向财富管理、信贷融资乃至综合金融服务延伸，形成由“交易—数据—信用—融资”构成的内生拓展路径。这种以满足金融服务需求为起点、以数据积累为中介、以信用创造为核心的演进机制，使中国数字金融在规模扩张的同时具备较强的可持续性。
(一)
超大规模市场与“长尾”需求的释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形成了数量庞大但高度异质的金融服务需求主体，包括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村居民以及城市低收入群体。受制于传统金融体系的成本结构与风险定价逻辑，上述群体在相当长时期内被排除在主流金融服务体系之外，形成广泛而持续的金融排斥现象。换言之，传统体系中的金融机构优先向大型企业、国有部门和高净值客户配置资源，而数量占绝对优势但单体规模较小的“长尾”群体则因风险评估成本过高而不易获得有力的金融支持。
依托移动互联网、大数据和平台化运营，数字金融显著降低了金融服务的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使得金融服务供给者得以在确保商业可持续性的前提下将服务覆盖面扩大到海量的分散客户群体之中。换言之，中国数字金融并非创造了全新的金融需求，而是通过技术手段激活并释放了长期被抑制的长尾需求，使其得以进入正规金融体系。相关实证文献发现，中国数字金融发展存在显著的“补偿效应”，即在传统金融基础设施相对薄弱、物理网点覆盖不足的地区，数字金融反而展现出更高的发展速度和使用强度。
主流金融学文献认为，长尾需求的激活关键在于缓解信息不对称。由于小微企业和低收入群体缺乏规范的财务报表、稳定的抵押资产和完善的征信记录，传统银行难以进行有效风险定价，从而导致信贷配给现象普遍存在。具体而言，数字金融通过引入大数据风控技术，利用电商交易记录、支付流水、物流信息以及线上行为数据等“软信息”，有效替代了传统金融依赖的“硬信息”，为缺乏征信记录的长尾群体(即“征信白户”)构建了可量化的数字信用画像。数字金融的发展显著提高了家庭和企业的信贷可得性，对缺乏抵押品的小微企业和农户的影响更为明显。这些研究表明，数字技术在金融业的广泛应用可以缓解信息约束，将原本受制于信息不对称而难以实现的潜在需求激活为可交易、可定价的金融需求。
立足中国实际，超大规模市场也为数字金融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数据和持续的规模经济效应。基于双边市场理论，数字金融平台同时连接用户与商户，其价值随着参与主体数量的增加而非线性上升，呈现出明显的网络外部性。用户规模越大，平台获得的数据越丰富，风险识别和定价模型越精准，单位服务成本也就越低，从而吸引更多用户和商户加入，形成正向反馈循环。中国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互联网用户和移动支付用户群体，这意味着数字金融平台能够在极短时间内完成用户积累和产品迭代，并迅速摊薄技术研发和合规成本。有文献指出，中国数字支付市场的快速增长，正是依托于电商平台和社交网络构建的高频交易场景实现的，通过支付场景与金融服务的深度融合，支付平台实现了从交易工具向金融基础设施的转变。这种以真实交易需求为起点、以内生场景拓展为主线的发展路径，构成了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的鲜明特色。
(二)
从支付便利性到多元化金融服务
以支付为切入点，中国的数字金融服务由满足交易便利性需求向满足更高层次的资产配置与风险管理需求递进。
中国数字金融最初在支付领域实现突破，源于社会对高效率、低成本支付工具的迫切需求。在21世纪初期，中国尚未形成广泛便捷的信用卡支付体系，现金交易占据主导地位。卡基支付体系的滞后减少了推广移动支付的成本和阻力。有文献发现，基于二维码技术的移动支付之所以能够在21世纪的中国迅速扩散，关键在于其对基础设施和制度环境的依赖程度显著低于传统卡基支付体系，从而极大降低了商户和消费者的采用门槛。这种技术路径使中国在零售支付领域实现了对旧有支付体系的替代。实证文献发现，交易便利性、使用成本、系统兼容性以及网络外部性，是推动中国消费者采纳移动支付的核心因素。移动支付在交通出行、餐饮消费、零售交易等高频生活场景中的广泛应用，使支付行为逐渐嵌入居民日常生活之中，培育了用户对数字金融产品的信任基础和使用惯性。因此，支付不仅是交易工具，而且是用户进入数字金融体系的入口型服务，为多元化金融服务的供给创造了条件。
互联网货币市场基金的快速发展，实质上是居民资产配置需求在数字环境中的释放。相关文献指出，在传统银行活期存款收益率长期偏低、利率市场化进程相对滞后的制度背景下，大量居民面临“低收益—高流动性”与“高收益—低流动性”之间的权衡困境。互联网货币基金通过技术手段将小额资金进行规模化配置，并在流动性管理上与支付账户实现紧密关联，从而在功能上对活期存款形成替代。从支付账户向理财账户的转变具有明显的内生机制。一方面，高频支付行为使大量资金在数字平台上形成稳定沉淀，提高了用户对资金使用效率的关注度；另一方面，平台通过界面设计和产品嵌入，将理财功能自然嵌入支付场景之中，显著降低了用户参与理财活动的认知和操作成本。通过这种“场景嵌入式”的财富管理模式，数字金融服务实现了纵向拓展。
对中小微企业而言，支付结算的数字化同样推动了信贷需求的释放。长期以来，中小微企业面临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难以通过传统金融体系获得持续、稳定的信贷支持。这一现象通常被概括为“麦克米伦缺口”，其根源在于信息不对称和风险评估成本过高。数字技术的运用可以帮助金融机构积累企业的交易流水、支付频率和客户结构等行为数据，构建起基于数据的信用评估机制，从而减少对抵押资产和标准化财务报表的依赖。实证研究文献表明，数字信贷在审批速度、融资灵活性和服务可持续性方面更契合中小微企业的经营特征。通过快速审批、循环授信和按需使用等方式，数字金融显著缓解了企业的融资约束，并对企业投资扩张和创新活动产生积极影响。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信贷需求的释放不仅体现在融资规模的扩大上，也体现在融资质量的改善上，即融资效率提升、资金使用灵活性增强以及企业对金融服务可预期性的提高。
此外，我国农村地区的金融需求也是需求拉动型数字金融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地理分散、收入水平较低以及金融基础设施长期不足，农村地区在传统金融体系中往往处于边缘位置，使农村居民和涉农经营主体对低门槛金融服务有更为强烈的需求。相关文献指出，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移动终端和平台化服务，有效降低了农村金融服务的进入门槛，使农户能够在不依赖物理网点的情况下获得支付、信贷和保险等金融服务。进一步的经验证据表明，数字金融对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和风险抵御能力具有显著促进作用。通过提供生产性信贷和农业保险，数字金融平滑了农户收入波动，增强了其参与非农就业和扩大再生产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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